记者：今天是2012年6月27日，是江上舟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社会各界都在纪念江上舟先生，对他的评价很高。沈教授，听说您对江上舟先生的评价是“杰出的战略产业家”。您会做这样一个评价，您又是如何定义“战略产业家”这一新概念的？

沈晗耀：江上舟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溘然长逝令人扼腕痛惜。他逝世后，大家对他的各种评价很多，也都很高，如“优秀的战略科学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卓越的企业家”、“富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等等。我想这些评价都非常恰当。首先，江上舟先生是实至名归的科学家，他曾在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深造，拥有扎实的科学素养。学成归国后，又积极推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其次，他无愧于“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一称号。十年来，他身患癌症，但一直抱病奔走，真正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跨越发展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是“卓越的企业家”，他一手牵头组建的中芯国际，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跨越发展，中国“芯”开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他，经常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目前国内很少有人能企及。但所有这些评价都是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江上舟先生的功绩，如果要对他的一生（尤其是其人生最后十年）的活动、成就和贡献做一综合评价，我认为他是“杰出的战略产业家”。这样一个评价不仅涵括了前面评价，而且把江上舟先生一生念兹行兹的成就和贡献凸显出来了。

刚才你问及“战略产业家”这个新概念的定义。我认为，所谓战略产业家，是指致力于一国或一个地区战略产业发展并且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战略产业家”通常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具有扎实的科学素养。为此，他们能够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动态，并前瞻性地预知其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的变革作用，然后积极研究其技术可行性，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二是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因此能广泛地调动最优秀的人才和大量所需的资源，并受其调度支配。三是拥有相当的经济素养和敏锐的市场触角。他们懂得把握市场发展方向，知道何时介入开发是最佳时机，在何阶段实行科研成果产业化能产生最佳的投入产出效益。四是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常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工作，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荣誉工作，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倾力奉献。

记者：在国内外，“战略产业家”多吗？能否举几个例子？ 

沈晗耀：“战略产业家”在国内外还是有一些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企业家型的，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这些人开创的行业都是当时最新兴的战略产业，他们的成功让本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技强国。一类是政府官员型的，比如推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工程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还有一类是综合型的，即他们集政府官员、科学家、产业家和组织协调家的身份于一体，是政界、学术界、商界的多栖明星。这类“战略产业家”，世界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像上世纪40年代主导美国“曼哈顿计划”（即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计划）的奥本海默，主导开发出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的冯·诺依曼，应该属于这一类型。

就我国而言，企业家型的“战略产业家”很少，主要原因是我国不掌握第一流的领先科技，但还是有一些，比如太阳能领域就有几家做的比较好的。政府官员型的“战略产业家”在我国非常普遍，几乎各省都有，其中较为突出的，像最初推动浙江义乌小商品城建设的那一批政府官员。综合型的“战略产业家”几乎凤毛麟角，江上舟先生当之无愧，而且非常杰出。

记者：“战略产业家”的职能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战略产业家”的作用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沈晗耀：“战略产业家”的主要职能定位就是致力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它们往往关系着国家命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选择了蒸汽纺织机，美国在二战后的信息革命中选择计算机、信息互联网，这些都是当时最尖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他们选对了，因此实现跨越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在这背后，都有一批“战略产业家”在积极地推动。现在，世界又进入了能源革命时代，“战略产业家”又将再一次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战略产业家”的出现跟经济体制没有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能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战略产业家”这一角色通常由政府官员来扮演。举个例子，在我国建国初期，争取到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初步构成了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这一批领导人就可以称为“战略产业家”。但由于他们的科学素养参差不一，有时决策正确，如“两弹一星”工程，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时会发生偏差，如大跃进时期的“土法大炼钢”，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战略产业”的组织管理者几乎清一色都是政府官员型，但由于体制的限制，正确意见往往不一定能集中起来，而决策一旦错误，就会延误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时机，他们也就不符合“战略产业家”这个称谓了。在纯市场经济时代，关系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变革工程一般都由综合型“战略产业家”担任，关系国家战术层面的科技创新工程一般都由企业家型“战略产业家”担任。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微软、英特尔、苹果公司都非常成功。这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战略产业家”的用武之地是很广阔的。

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有计划经济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又有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优势，此时更需要杰出的战略产业家。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通过行政指令等方式直接参与国民经济，更多地是靠宏观调控等方式间接参与。此时，政府掌握的资源以及对资源的整合能力都是有限的，大量的资源都掌握在民企、国企和外企手中。也就是说，资源非常分散。这就需要一个个人——他在政界、学界和企业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能打通各类民企、国企和外企之间的隔阂，而且能沟通协调各类资源、要素，做到一呼百应，从而确保庞大的工程体系的顺利开展。可以说，能担当起这样角色的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是非常高的。因为能融合发挥两种体制机制的优势，因此其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记者：非常幸运地，我国出现了江上舟先生这样的杰出“战略产业家”。但我们看到，十多年来，江上舟先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也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这使很多人包括江上舟本人都非常遗憾。沈教授，您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又如何改进？

沈晗耀：当前，我国的“战略产业家”非常难产，即使出现了江上舟先生那样的优秀“战略产业家”，如果没有好的体制机制相配套，其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前国家一直没有意识到“战略产业家”这个角色，以及其对科学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命令去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很难充分调动所有的才智和资源。往往是政府砸了大量的钱，也不见一朵浪花。它并没有发挥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反而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甚至阻碍科学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至于如何改进，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要促进战略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必须打破原来一切围绕政府转的旧体制，去建立起一个以“战略产业家”为核心力量的领导团队。具体设计，我建议国家可考虑成立一个“国家战略产业协调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国务院领导，并赋予它政策制定、产业规划、资源调度等方面的优先权。它有点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规划部，可以集中研究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拟制发展规划计划、提出战略资源总体配置方案、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有关问题、检查评估规划计划落实情况等。在人员安排上，“国家战略产业协调委员会”由社会各界公认的“战略产业家”担任领导岗位，领导班子成员则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家财政部等一把手，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其它科技界、产业界、知识界的杰出人士担任。这样的体制机制有三个好处：一是，突出了“战略产业家”的作用，确保了所有资源都能围绕着他转。二是，政界、学界、产业界合力办公，优势互补，为各类资源的融合架起了桥梁。它即能避免政府机构重复设置带来的弊端，因为可以通过职能剥离，把一切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决策都集中到“国家战略产业规划协调部”；又能避免旧体制中“外行领导专家”的弊端，真正确保专家领导外行。三是，这样一个机构设置不会造成国家机构的臃肿。因为主要领导都是兼职的，只有秘书处和办公室（职能是会议协调、文件起草）是由全职人员担任。

如果江上舟先生在世时就有这样一个机制，并让他领导“国家战略产业协调委员会”，那就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其才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而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既能发挥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协调优势，又能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因而只要选准方向，就能快速推进，最终实现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弯道超越、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