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未来各项改革和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的一次重要会议。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很多学者、专家、研究机构在会前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建议及意见，媒体也对其进行了充分报道。会后人们发现，三中全会决定对高尚全的建议吸收最多，也最全面。何以如此？本刊资深记者黄展对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进行了专访。

黄展：有媒体称，在众多经济学家中，高尚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作用最大，居功至伟。我们知道，您对高先生非常熟悉，您的看法如何？

沈晗耀：确实如此，高先生对三中全会的确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一些观点、思想和建议，在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都有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这次全会决定并不是仅听取高先生意见，而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吸取了众多专家、学者（尤其经济学家）的各种意见，形成共识后才最终形成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不少媒体报道了多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和建议，其中也有高尚全先生的建议。将其与最终的全会决定做比较，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意见在决定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但如再做进一步比较就会发现，与其他专家建议相较而言，高尚全先生的建议基本上是完整地体现在决定中。这可能就是有些媒体所言，高尚全先生对这次三中全会居功至伟的缘由吧。不过顺便说一下，对高先生的贡献用“厥功至伟”表达可能更好。

黄：那么高尚全主要有那些意见被三中全会决定吸收了。

沈：据我观察，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全会名称。高先生的建议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最终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在内容方面，高先生强调提出，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五方面的全面改革；三是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这也是高尚全先生所特别强调的；四是具体改革措施及其启动，如政治体制改革从廉政开始，从新人即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率先公示财产做起。五是成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高先生特别提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

黄：三中全会决定当然是吸收了众多专家的意见乃至全党智慧形成的，但为什么高尚全先生的建议基本是照单全收。其中有何缘故， 有什么奥秘吗？

沈：你是否想表达，高尚全水平更高一点，有些建议几乎一字不差的收进全会决议。当然，这次全会决议是一个高水平的决定，高尚全先生水平无疑也是高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他专家水平不高。因为三中全会决定，是大多数人形成共识后的决定，它吸收的是多数人认可的意见，也就是说，是各种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协商乃至妥协后的产物。这与更能体现学术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不同。科学研究讲求研究成果的彻底性、独到性，而会议决定所要收纳的是共识，或是多数人接受认可的，或是妥协性认知。因此，那些没被采纳的意见可能也是高水平的，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嘛。

关于奥秘或缘由，我想可能与高尚全先生的素质、经历及特点有关。高尚全先生早年在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毕生后从事经济工作三十来年；后又从1982年国家体改委创立起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筹划和组织实施等工作。因此，他是一个学者型的高级官员，也是一个有官员背景的资深经济学家。他会比一般官员看问题更远、更深，更有独立性和学术性，又比一般经济学家更重视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他的建议比官员的水平更高，比专家的更易于接受。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六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其中三次是三中全会。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未参与起草工作，但在外面所提建议，也依然被大量吸收，可见其功力已达炉火纯青境界。记得2013年春天，他在构思给中央写建议时，我曾建议他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化为“中央改革领导小组”，这样更为简捷，易于上口。但他强调说，一定要有“全面深化”四字，不能简略。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因此，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要“全面深化”。如没有他这样的经历和学养，显然难以达到如此高度。

还有，他还具体建议新设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不增加新机构。我说，中央如采纳这项建议，这么重大决策还差一个编制？他的解释是，如果采纳建议，自然不是问题，但在讨论过程中，这样写可以减少阻力和反对理由。由此可见，他的建议为什么易于被采纳。

此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高尚全正直、平和、大度，立场坚定不移，行动不疾不徐；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唯真理。与之相应，他的理论、观点及建议也是既不过左也不过右，既大声呼吁改革，但又不过激进。这也恰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程完全合拍。如他起先大力推动企业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近年来又力主政府改革，现在则大力主张全面深化改革。他的这些主张与改革实际进程相比，都是走在时代前面，但仅早半拍，恰是这半拍之先表现出他非凡的功力。如果早了一拍、两拍就不会被接受，成为“烈士”。从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企业自主权改革，到现在力推全面深化改革，高先生几十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地聚焦在一件事上——改革。从某种意义讲，改革是高尚全的毕生事业，他就是“高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中国改革的一面旗帜。

黄：依您所言，会议决定一般是各种观点、意见的综合或折中，而科学研究则更讲求科学性和独立性。那末，高先生的观点和意见易于被决策层接受，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又如何呢？

沈：你的潜台词是否说，高先生既然善于把握节奏，其观点易于被人们接受，那么他的理论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会不会有所欠缺。其实，一种观点被人们接受并付诸社会行动时，一般已经成为主流或主导性意见，或至少是重要意见之一。但在此前相当长时间，都可能只是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观点。前已提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对此现象规律性的概括和提炼。高先生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就是经过相当长争论才最后被接受的。前些年他率先提出，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要从企业改革转到政府改革，特别强调政府不能越位、错位和缺位，这一观点也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为人们所接受。现在，他仍然还有一些我以为是正确的观点尚未被接受，如“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本位论”等。他考虑到这一观点现在还难以被人们接受，也就从未提出建议将其定为改革目标。但这一理论无疑具有非常高的科学性和独创性，作为学术研究和讨论他一直在进行中。当此观点被更多人接受后，他可能会适时提出“人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建议。若此论被社会普遍接受，届时人们可能看到的只是他台上的精彩亮相，却看不到他此前的“台下十年功”。

黄：那么能否请您就他的“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本位论”作一个简要介绍，这一理论的形成和研讨过程是怎样的。

沈：说实话，我并不能准确地介绍他的“人民社会主义”理论，但可据我所知做一些相关情况的介绍。大概在八、九年前，高先生向我谈起他的人民社会主义构想。我直觉感到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建议他此后尽量推掉一般性的活动，集中精力做好这一研究。当时我国的改革已进行二十多年，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改革到底要往哪里走，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应当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要通过民主政治来实现，即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还应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这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即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应以人民为本，故曰人民社会主义。其特征具体有五个，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对此我十分赞同，还建议组织一个小组进行专门研究，并到世界上几个特色国家作比较考察，尤其到北欧沉下去深入研究几个月，最终拿出一套完整的人民社会主义理论。后来我告知他经费已筹集好，可以准备出访考察时，他说有些专家评论他的这些理论与北欧理论相近，不适合中国国情，还有领导同志也建议他最好不要提或少讲人民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现在就提人民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难于被人接受，可先从事更为基础的研究，遂开始研究“人民本位论”。经几年潜心研究，于2012年底他出版了新著《人民本位论》，提出以民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以官为本，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改革，建设以民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与北欧理论相近也没有关系。北欧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受恩格斯创立、伯恩斯坦主导的第二国际的影响，我们的主要是受列宁、尤其是斯大林主导的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二者都是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吗！何况，北欧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完全可以赶超英美，影响世界。北欧现在是世界上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最富国家群体，其产品技术含量高，科技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环境、生态也是全球最好。在社会、政治领域，其自由、平等、民主及人权的水平也是高于美国居世界最前列；当然，过于平等、民主，其首相会在地铁上遇刺也是应当汲取的教训。在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北欧更走在时代前面，影响美欧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也缓解了劳资等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借鉴了美英的自由资本主义、德日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乃至新加坡、韩国的一些治国之道，为什么不能借鉴与我们基因更近、并能后来居上、且全方位多年立于世界前沿的北欧模式呢？

黄：听了您的介绍，也感到人民社会主义确实很有意义，但可惜中途夭折了。不过，另一可喜可庆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高先生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领导下一阶段的全面改革。这对于高先生本人无疑是一个高度肯定，对于改革是一重大利好。对此，您有何评论和看法。

沈：首先，不能简单地讲高先生的人民社会主义论中途夭折。我相信，人民本位论被人们接受后，待水到渠成时，人民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会脱颖而出，也会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关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事，当然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预示着改革的又一个春天将要到来。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的第一个春天，九十年代是第二个春天。而国家体改委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正存在于那个时期，成立于1982年，结束于1998年；在其后的1998-2003年期间，体改办作为国务院议事机构存续五年；此后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成立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改革工作由其中的一个改革司负责。由此可见，当体改委存在时，改革进入激情迸发的年代，当其降格为体改办、改革司时，改革就相对滞缓。这次在党中央领导层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地位高于当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体改委，充分显示新一届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力度及操控水平，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它预示着又一个改革的春天即将来临。

黄：看来您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充满信心，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上的利益出现多元化并且固化，未来的改革势必会触及到人们的利益结构，因此改革的阻力和困难也将前所未有。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沈：其实，在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阻力和障碍远比现在要大，当时不仅有利益冲突，更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保守。现在意识形态障碍基本上消除，社会各界普遍欢迎改革，尤其是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的改革意愿特别强烈。问题可能主要出在中层，主要是一些管理部门。近年来的改革，正是由于缺失国家体改委这一独立的综合性改革筹划和实施机构，让各个部门自我改革，各部门自提方案、自行实施，其结果必然是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甚至出现一些部门利益的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些中层管理部门将不再是改革的提案者和实施者，而是改革的对象。改革方案将或者由基层首创，或者由高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筹划，这自然不会被既得利益者束缚或左右。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适当的组织措施，那些既得利益部门的领导要么换脑子投身改革，要么换位子让贤。如此，所谓既得利益的障碍将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当然，除上述管理部门既得利益者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者。我们的改革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为其谋取利益的，我们的改革也一定是向着帕累托最优的方向逼近的，只会增进而不会削弱广大人民的正当利益。至于那些少数人的不当利益或不法利益，它们正是改革所要消除的对象，其阻碍自然是无理、无力的，也是不得人心、不为社会所容的。因此也无需过虑。

正是基于此，我对未来的改革是充满信心，是乐观的。

黄：听了您的介绍和阐释，我们对高尚全先生有了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他确实可被称之为“高改革”，也确实是中国改革的一面旗帜，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人物。我们对未来的改革认识也更清晰，信心也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