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成为21世纪 国际大都市的标杆与典范 ——专访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

    记者：沈教授，很高兴能采访您！我的第一问题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提出上海应建设新“四个中心”——国际科教中心、国际文化娱乐中心、国际医疗健康中心、国际经济中心？

    沈晗耀：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将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长三角都市圈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圈。自然地，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也应该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国际一线大都市。这是上海一直以来在孜孜追求的梦想。然而，我想说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近观上海的发展态势，形势并不容乐观，已经到了唱国歌的时候了。首先，上海GDP占全国的比重自2004年的5.4%，每年持续匀速下降大约0.2个百分点，到2011年仅占全国的4%，2011年上海在全国排名的位次下降到第十一位，这已经动摇了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其次，上海原有的优势产业也逐渐被周边城市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制造优势逐渐被广东、浙江、江苏赶超，现在苏州的工业产值也快赶上上海了。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再过一二十年，上海在国内的龙头城市地位恐怕都将不保，更不要讲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的国际一线大都市。

    为此，上海的转型势在必行。但如何转？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目前，上海经济领域中的所有行业几乎都已经饱和，但文化、教育、医疗等高端需求仍然紧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在这三个领域上海的优势大大高于周边地区，是最有竞争力的，但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这些领域就是上海需要强化提升的地方，也是今后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各自都能成为国际大都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于是就有了新“四个中心”这个概念。

    记者：新“四个中心”中科教中心地位如何，对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沈晗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中心对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世界级的科教中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战后美国不但搜罗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还建立起“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大学城—研发—成果转化”模式，从而一举成为世界顶级科教中心，牢牢掌控着全球高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众所周知，在当代，随着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这一过程不断缩短，科技竞争的主要战场在逐渐前移：从企业的生产线移到企业的研发部分，再移到大学的实验室。这就是说，传统的竞争是应用技术的竞争，主要战场在企业；未来的竞争将是前沿科技的竞争，主要战场是在大学、在实验室。因此，在未来，谁抓住了大学，谁就抓住了世界前沿科技，也就抓住了世界竞争的主导权。因此，科教中心对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极端重要，我们既要建世界的工厂（即国际经济中心），还要建世界的实验室（即国际科教中心）。唯有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记者：您提出的新“四个中心”中有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它对应的是上海老“四个中心”，但又有区别，里面没有航运中心，这是为什么？

    沈晗耀：新“四个中心”中的国际经济中心是重点打造国际高端制造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基本涵盖了老“四个中心”。之所以没有提国际航运中心，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上海经过多年的发展，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到位。例如，上海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港口，最大的交通枢纽……。未来上海还需要继续完善，但这已经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在新“国际经济中心”建设中，我们强调要以国际贸易中心为主导，即：以贸易为纲，纲举目张，带动制造业，推动交通、物流、航运的发展，进一步带动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又反过来为这些行业服务。其中，贸易中心应该重点打造“中国进口交易会”项目，这样上海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商场。“中国进口交易会”应对标广州出口交易会，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流进口交易会，以吸引国际高端商品来华展销，进而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并激发中国和上海的产业竞争和升级。

    记者：新“四个中心”中文化、教育、医疗都是花钱的事业，能成为经济的增长点吗？

    沈晗耀：正如你所讲的，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医疗中心之中，有很多项目投资是很花钱的，如戏剧谷，动漫谷，影视城，迪斯尼，国际大学城，国际医疗城…，可能动则成百上千亿人民币，甚至上万亿人民币。尽管花钱，却能带来很多经济效益：一是在项目建设阶段，巨大的投资可以拉动内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现在上海在传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这些新兴投资领域是上海迫切需要的。二是项目建成运营后，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知道，不论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还是韩国的整容美型产业都不是亏本的，它们都是高盈利的、可持续经营的。更不要说迪斯尼、好莱坞、百老汇等文化产业，一个迪斯尼一年的游客就上千万，一部《阿凡达》票房就是27亿美元，钱很好赚。教育产业也一样，“斯坦福—硅谷”不仅赚大钱，从独立的经济体来讲，是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而且引领整个高端科技的导向；中国很多家庭不惜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也要将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钱都被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家赚去了。这些都表明，文化、教育、医疗领域都有很多高盈利、高附加值的产业，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个新兴增长极。

    这里，我做一点补充。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医疗中心发展起来了，会进一步体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俞正声书记强调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一马克思本源观点，这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还有，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医疗中心建设可以大大增加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移民到美国的人，最吸引他们的两个原因是美国的教育和医疗水准。我国也做过一项调查：中国拥有1000万人民币以上净资产的富豪中，60%有移民倾向，这里面又有60%是奔着国外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去的。这就是说，上海要是能建成世界一流的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医疗中心，不但能吸引国外的高端人士来安居乐业，还能减少国内富豪的流失。

    记者：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您认为上海“国际科教中心”能在十年、二十年内建成吗？

    沈晗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是错的，应该倒过来讲，叫“十年树人，百年树木”。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十年的树木是较少经济价值的，一颗树需要生长百年才能成为栋梁之材；而人才的培养只要十年二十年就成，人百年之后，就意味着离开人世。

    我认为，上海“国际科教中心”可以在十年二十年内建成。这绝非夸夸奇谈，而是被历史证明可行的。不妨举几个例子：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大学，期间也就用了十几年时间。西南联大成立于1938年，解体于1946年，短短8年间，就成为中国当时最富盛名的大学，培养出一大批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其中包括了李政道、杨政宁等诺贝尔奖得主。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十年左右也成为世界知名大学，现在已经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40。还有黄埔军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这两所中国一流的军事院校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培养出众多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军事家。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都是在很短时间内聚集各种精华要素，因此取得成功就不难。如果上海能投入巨资尽快建成国际一流的研发型大学城，并每年花10亿元人民币聘请100位“诺贝尔奖得主级”的科学家，何愁十年时间建不成“国际科教中心”？

    记者：在上海建设新“四个中心”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沈晗耀：我认为，上海建设新“四个中心”最关键的三个环节是改革、开放、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对外大力开放。现在我们要办国际一流的大学城、医疗城、影视城、娱乐城，就应该对国际一流开放，就像当初我们为提升国内的汽车产业，而与德国大众等国际一流企业合作一样，现在就要跟斯坦福、MIT，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米高梅、迪斯尼等全球最高的水准合作。这是提升上海国际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健康中心的一条捷径。二是对内深化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经营主体大多是非盈利、非政府的“两非组织”（即事业单位）。这些领域应该向全社会开放，鼓励他们参与“两非组织”的经营，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市场主体。就像企业在工商局可以自由注册登记一样，社团管理也要开放，允许社会各界人士到社团局自由地注册登记“两非组织”。三是加强金融创新。新的“四个中心”，很多项目非常大，投资量级上百亿元、千亿元，甚至上万亿元。因此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商业银行、资本市场、投资基金等多元化融资渠道。鉴于事业单位的资产大都不能抵押，也不能破产，商业银行的支持会受到限制。为此，建议上海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成立专门的社会发展银行、科教银行，专门对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领域进行投融资。

    记者：最后，您能否谈一下新“四个中心”如何与21世纪城市形态融合发展的问题？

    沈晗耀：城市的本质特征就是各种人及其活动的集聚。但各种功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就会产生种种城市病。新“四个中心”建设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思路，必会造成更大的城市病。因此，我们建议新“四个中心”的空间布局应该采取组团模式：每个组团在空间规模上不大，就像一个卫星城，占地3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在30-60万左右；但功能的能量和辐射是世界性的、全国性的。

    根据这样的特点，我们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卫星城形态——“棋盘型组团式森林城市模式”。简单来说，未来上海周边的外围区县和城乡结合部，可采用类似围棋棋盘的格局：每一个“围棋格子”大约占地30平方公里，构成一个组团。每个组团遵循“一业超强、功能齐全”的原则，其主导产业（如大学城、医疗城、航空航天）就是某个核心功能（如科教中心、医疗健康中心、高端制造基地）的主要承载区，其它配套产业齐全且比例协调，生活、休闲娱乐、生态景观等设施一应俱全。每一条“围棋线条”就是组团之间的生态缓冲带，可以用来集中搞都市观光农业。在交通方面，组团之间可以用快速交通连接，对于一小部分跨组团就业与居住的人群，很短时间就可以达到其他组团，不会出现交通负荷以及生活不便；组团内则形成完全无机动车辆的敞开空间，确保交通基本畅通无阻。可以说，这样一种城市新形态，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生活生产的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其品质和质量都将高于主城区。

    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方面，上海应该立足于21世纪的新技术水平，力争超越现在纽约、伦敦等城市，成为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楷模。我们知道，目前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大部分是20世纪打下的，跟21世纪的要求是有差距的。就拿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来讲，年代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这些建筑“中看不中用”，存在结构老旧、地下空间不足等问题，使得铺设管线、装空调、拓宽下水道都成了问题，远不能适应21世纪的商业、商务、生活需求。未来，上海要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技术，提升旧城区，并建一批新城。这样，与19、20世纪建成的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城市的基础设施将是21世纪的一流水准，空间形态也是城乡一体的结构，四个中心的功能辐射更是全球性的……这样，上海自然也将超越纽约、伦敦,成为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标杆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