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晗耀的上海“新四中心”论提出后，引起社会各界专家热烈议论：

日前，沈晗耀提出：上海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将发展战略定位从“老四中心”转型为“新四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科教中心、国际文化娱乐中心和国际医疗健康中心（详见《上海经济》杂志2012年第9期的《对标国际一流 对标2030年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上海蓝图——打造“新四中心”》一文，内容精要附后）。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表示，“新四中心”是根据上海当前发展条件，依据“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求提出来的。通过建设“新四中心”，上海就能跳开单一维度的经济建设，实现人、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发展。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热议。为此，本刊截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专家观点，集粹如下：

复旦经济学院周伟林教授：“新四中心”构想很好，它是新的经济形态，是未来上海发展的一个指向。上海应该捕捉先机，赶快完善方案，报中央审批，尽快加以推行。

正如沈院长所言，2004年以来，上海经济发展已出现拐点，GDP在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当然对全国而言，下降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毕竟上海发展不能参照纽约、东京、首尔模式，让一个城市的经济占到整个国家的30%、60%，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国情决定我国还是适宜多中心发展。当大家都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上海占全国的比重在下降，这表明其它城市或中心起来了，对全国而言这是好事。

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上海产业结构过于传统，当前的发展模式已支撑不起未来的需求。“新四中心”其实就是新的发展模式，它要带动的产业结构也迥异于“老四中心”，而且发展的趋势是对的，它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上海而言确实是一个机遇。

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新四中心”。我们知道，新经济学讲的是多重均衡。而纵观过去几百年世界城市的发展，以往都按照单一GDP指标来衡量，导致城市的发展变得急促，产生各种病状。逐渐地，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未来城市发展必须加以规划，按规律全面均衡地加以推进。“新四中心”就是一个满足多种均衡、全面发展的战略规划，充分把握住了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新四中心”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确实是上海未来发展的一个指向。上海应该积极捕捉先机，建议尽快深化和完善报告，将建设“新四中心”的立论和内涵阐释更加清晰明白，更具说服力，报中央审批，尽快用于指导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世界上很多城市（如深圳）就是这样规划出来的。

最后，我还要建议，“新四中心”要注重经济单位和事业单位相结合。比如，国际科教中心，大学应跟企业紧密结合，从而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和企业的资金优势。前段时间我去深圳，一个规模不大的科技公司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这家公司名字叫华大基因公司，专搞基因测序，做出了很多科研成果，甚至在Nature上发表多篇文章，我想上海的大学就应该与这样的企业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巨大能量。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费方域：“新四中心”的设想非常好，上海确实应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我认为真正的“中心”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批出来的。

我们讲“中心”，有两层含义，一是它能支撑起上海的发展，二是它必须有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增的文化娱乐中心、科教中心、健康中心也都是对的，我觉得“新四中心”这一设想概念上没有问题，上海确实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之前社会事业领域的动作还是太小了。

我想以前上海文化、科教、健康事业一直在发展，但从没有作为“中心”提出来过，原因可能是提“中心”，报国务院审批会有问题。因为你提科教中心，北京就会有想法，毕竟人家比你强多了，人家有北大、清华，有中关村，这些上海肯定是比不过的。所以上海要搞国际科教中心，我想国务院是很难批的。如此，我觉得这事件还是直接做为好，不一定要提“中心”。正如沈晗耀提出要打造斯坦福那样的研发型大学城，我也认为这很好，没问题。但要先做，只要搞成了，加个国际科教中心帽子就可以了。支撑每个“中心”的关键是大项目，只要项目明确了，接着做就可以了，项目做成了，“新中心”也成了。即使没有“中心”这顶帽子，上海对这些项目的投入应该不是问题。这次我去蒙牛考察，发现他们为了搞克隆牛，请专家就花了2亿。一个企业尚且如此，上海更不在话下。

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建光：“新四中心”的战略定位很好，上海不仅有发展的条件，而且有迫切的需求。但要真做，不仅要关注它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它的社会效益。

关于上海“中心”建设，我也一直在研究。1998年的时候，我就写过关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方面的文章。我认为，沈院长提出的“新四红心”思路很好，充分发挥了其在区域经济领域研究的专长。我认为一个东西要具可操作性，首先要问它是怎么出来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出发点不同，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我认可“新四中心”的观点，“新四中心”是基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但我要问，科教中心也好，文化娱乐中心、健康中心也好，它是为了人的发展呢，还是经济发展呢？如果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这跟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就应论证，新“中心”带动的经济发展比原来金融、制造业还要好。例如，要能论证出科教中心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比金融中心要大，那人家就信服了；要是不能认证的，那我何必要拿你的呢？我想强调的是，“新四中心”如果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不要关注它的GDP效益，这点必需定位清楚。

另外，从逻辑上讲，经济中心不仅应涵盖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制造中心，也应涵盖科教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健康中心，因为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经济中心。诚然，其实“老四中心”是逻辑不清，我想“老四中心”本来应该是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制造业中心，后来把制造业中心改成经济中心。现在“新四中心”还是要理清楚逻辑，要么不要提经济中心，要么整个都是经济中心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认为不应将国际航运中心拿掉。事实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还远远没有建成。如单从集装箱量指标看，上海是三千多万吨，要远远超过伦敦的几百万吨，好像上海已够格国际航运中心。但国际航运中心，人家认的是伦敦，而不是上海，为什么？因为“软”的都在那里，全世界航运金融、服务都在那里，这个上海远远没有达到。要是“软”的这块能做上去，是可以拉动很多GDP的，基于这个，我想上海市也不会同意拿掉航运中心的。

上海市决咨委办公室张天明：有什么样的“中心”指引，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上海的战略定位及“中心”建设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新四中心”研究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题目。所谓“中心”，是高度浓缩的、非常根本的东西，它是上海发展的一个旗帜，对上海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知道，以前轻工、纺织产业都是上海的强势产业，在国内是最强的。但自“老四中心”提出来之后，不提制造业中心，于是这些制造产业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纷纷被砍掉，非常可惜！正确的做法是沈晗耀院长所讲的，即当初这些优势产业，上海不应该一撤了之，而应有序地转移出去，与周边省市联合搞“飞地经济”的模式——江浙地区专注于制造，上海就像巴黎、米兰那样搞设计、搞创意，依然是总部。如此，上海或许今日仍能继续保持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中心”的提法对上海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说，受什么样的“中心”指引，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而且。我认为“中心”这个提法，不应该一成不变。毕竟自“老四中心”出台以来，上海的城市功能、面貌、体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四中心”可以说应时而生，时机非常好。

当然，我觉得完全用“新四中心”替代“老四中心”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战略定位的发展应该有承上启下的连接。在理清新老关系的基础上，我认为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老四中心适当地做一些加法。在几个“新中心”中，我认为国际科教中心非常重要，不得不考虑。因为科技中心的涵盖量比较大，因为无论什么产业，新兴的技术、业态也好，都离不开科技。而且上海有基础和条件，也有迫切的需求，是呼之欲出的。总之，在“老四中心”的基础上，加上科教中心，或者其它中心，提五个中心或六个中心，这样更好些。

华顿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高全建：要按国际规律办事。建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关键是人要国际化，上海必须吸引大量国际化人才来建设国际中心。

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主要是弥补与纽约、伦敦等国际一流城市的差距。现在，上海跟纽约、伦敦的最大差距在哪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于人的构成不同。在纽约，1/3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为此，城市必须建设相应地的配套设施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到了那里，自然就会喜欢留下来。而且，正因为能吸引并留得住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才，所以才能成就各个中心。比如，世界的金融、贸易人才都去纽约了，纽约自然就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概言之，上海要打造国际化城市，就应按国际化规律办事，通过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以大量吸引国际化人才来建设国际中心。

北京市青联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邵律：“新四中心”具有普适性，不仅上海，北京适用，香港也适用。香港也有好经验值得上海学习，如搞合约中心、簿记中心等。

“新四中心”从人、经济、社会三个角度切入，提出上海未来发展的一个路径，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东西具有普适性，不仅上海、适用，北京和香港也适用。这次我去香港，把这期《上海经济》杂志给梁振英看，梁振英也说很好，说香港可以借鉴。也就是说，中国每个城市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对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定位，同时也要相互学习借鉴。这次在香港时，梁振英讲香港现在正在搞合约中心。我想这个东西也非常好，因为它抓住了现代经济是契约经济的本质，合约在哪里签、 哪里保管，哪里就称得上“总部”、“中心”。这点上海也可以借鉴，搞合约中心，以及簿记中心，等等。

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新四中心”建设要求必须进行事业体制改革，相对于过去三十年的企业体制改革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非常认可张天明提的新老中心要有历史传承的建议，“新中心”具体如何提，还需再斟酌一下。

关于费方域院长说的不用提“中心”，直接推进项目更好，我认为可取。但提“中心”也有提“中心”的好处。有了“中心”，就更方便策划大的项目，从而带动大投资，以更好地推动上海发展。要是没有“中心”这个帽子，估计很多项目不一定能批下来。例如，如要打造一个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居住”为一体的国际大学城，要是没有“国际科教中心”这顶帽子，国家和上海可能不会给钱、给土地、给政策去做这件事情。那照目前的速度，上海可能再过几十年也难建成国际科教中心。因此，最好两条腿走路，一是按费教授讲的先做起来，用市场化内生机制自我发展起来。二是按周教授讲的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毕竟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有国家的支持就会发展得更快更顺利。

至于顾建光教授对新四中心的宗旨所提出的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新四中心既是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支撑点，也是上海文化、科教、健康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新起点。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完全以GDP衡量，但也必须有经济支撑，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如果我们既能让社会事业大发展，而且能赚钱，给GDP带来巨大贡献，就是双重受益。这里我想强调的一层意义是，全力打造“新四中心”，尤其是国际文化娱乐中心、国际科教中心、国际健康中心，是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条新的重要路径。我们知道，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战场在企业；而现在热议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许多观点差距很大，时机还不成熟，现在贸然推进，可能会出大问题。而我提出的“新四中心”主要是事业体制改革，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医院、大学、文化部门等事业单位。我们知道，事业单位是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我简称“两非组织”NON-GOVERNMENT、NON-PROFIT）。一方面，它跟企业一样，都是法人机构，可以盈利，可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它跟企业不同，企业的投资要讲回报，股东要分红，而两非组织或事业单位的投资虽然要盈利，但股东是不分红的。因此，事业单位作为社会组织，具有公有性质和公益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现在，这类社会组织的登记还很困难，还没放开。因此，应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待这块应该像企业在工商局登记一样对国内外彻底放开。这样，我们就会引来社会事业大发展。总之，“新四中心”就是在经济之外均衡发展社会事业，如能成功，就可以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诸环节中的一个试点，重要样板。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重心应转移到事业领域，应先从事业单位改革着手，加以稳步推进，这会对过去的企业体制改革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符合科学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