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2013年4月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答特约记者张天明：

建设“三大高地”要靠改革、开放和投资

    张：沈院长，您提出上海率先转变发展方式，要全力打造“国际科技教育高地”、“国际医疗健康高地”和“国际文化娱乐高地”，勾画了雄伟蓝图，请问建设“三大高地”的核心保障是什么？

　　沈：“三大高地”的核心保障应该是制度建设。比如，抓改革促开放、用好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这些基本关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基本经验，在建设“三大高地”的过程中，应当加以继承。同时，“三大高地”事关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制度设计上要体现人性向美向善、崇尚志趣的更高层次发展要求，体现社会组织摆脱功利、回报大众的更高层次发展要求，体现社会更加均衡、更具活力、更注重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要突出一些重点，厘清一些误区，突破一些难点。

    张：“三大高地”领域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什么？

    沈：处于“三大高地”领域的主要不是企业，主要都是事业单位。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对企业的改革基本完成，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同时，要看到，政治体制与政府改革任重道远，目前看，有些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在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过渡地带，就是社会领域与事业单位。相对来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长期滞后于市场改革。但是，它与经济领域同属于基础范畴，对上层建筑具有制约和推动作用。由于社会改革长期滞后于市场改革，使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进一步满足。由于事业单位改革长期滞后于企业改革，使很多社会功能的发育不完全，无法体现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社会领域与事业单位的改革，会比政治与政府改革相对遇到的矛盾与阻力小。

    “三大高地”建设要以社会改革为主阵地，以事业单位改革为主攻方向，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从上海特大型城市实际出发，以解决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着眼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分类指导和发展社会组织，大力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和市场缺失。

　　这就涉及到了制度的改革，因此要研究制度背景。制度背景主要研究如何提高人与人关系层面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对分工协作关系的研究。

    不能按照政府官办的模式来运作，因为政府是一个管理组织，而不是一个产出组织，政府管理的出发点是强调公平，而不是强调效率。也不能按照企业的模式来运作，企业只讲效率，难免会忽略公平，有时甚至是不择手段追求暴利。

    社会事业发展主要要靠“两非”组织，鼓励发展“两非”组织是社会领域改革的重点。“两非”组织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大致相当于我们常讲的事业单位。“两非”组织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它既不是政府组织，不具备行政管理的职能，不依赖公共拨款；但是，它又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它是为公共利益、公共福利服务的，带有正外部性，在政府管理的触角无法触及或者作用不大的领域大显身手。它也不是企业，组织机构的盈利不向资金的投入者分红，因此不是投资者资本家主导发展，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但是，它可借用企业所采用的成本考核等一系列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提高运营效率，如有盈余则全部留存于组织机构用于再发展。    张：为什么说“三大高地” 建设要大力发展““两非”组织？

　　沈：“两非”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家庭作为农业社会的主导组织对其他组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组织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是以血缘为纽带、不自由的等级制为特征、上级为主导。体现在政治上则为家天下的帝王专制，军事上则为家丁制的子弟兵，文化意识形态上则为家训式的三纲五常礼教。商业革命出现后，企业成为工商业社会的主导组织。企业是一种以金钱为纽带、自由平等为特征、资本为主导的组织。政治上则表现为金钱支持的自由民主共和制，军事上则为金钱收买的雇佣军，文化意识形态上则为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水平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和服务的生产，转而关注精神以及“人”的生产，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等。生产率的提高也为人们从事精神领域的生产提供了相应的资金和物质保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两非”组织通过业内精英发起，企业、政府赞助等形式逐渐壮大。“两非”组织是一种以志趣为纽带、自由而非平等为特征、权威偶像为导向的组织。其构成既不是以血缘也不是以金钱而是以志趣相投为纽带，其主导也不是取决于资本或等级，而是其业内或群内的影响力，即领袖或精英、权威、明星的魅力，比如，教授治校、偶像崇拜。这种机制显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但也不是少数人乃至一人专制的君主制，而是来自于圈内精英偶像的令人信服的领导力、影响力。这类组织的进出组合是自由的，但其相互关系并非平等，偶像一句话等于其他人一万句。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科研、文化、娱乐、体育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人们的工作劳动时间会愈来愈少，会有很多的时间从事那些娱乐、体育等休闲项目或科学、文化、艺术等活动，也就是说，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因此也就会相应产生此类“两非”组织来满足人们的这些需要。

　　“两非”组织是人的需求不断提升的产物，是资金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再投入、再产出。“德智体美”都事关人的本质需求，不容有失。前一阶段，教育、医疗改革走了段弯路，即要么政府办要么企业办，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会动摇改革的方向。现在应该走正路，大力发展“两非”组织。如果靠纯政府搞“三大高地”建设，惰性比较大、效率比较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需求；所以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效率；但也不能完全靠企业搞“三大高地”建设，企业资本趋利性，会导致唯利是图，甚至产生坑蒙拐骗等问题，以致使原本高尚纯净的教科文卫事业跌入道德缺失的深渊。

   “两非”组织可以创收，不断发展壮大，但出资者不能从中分红，盈利只能用在自身组织发展上。这样，股东就无法从兴办“两非”组织中谋利，纯洁投资意愿，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志趣或增进公共福利而兴办这样的组织，也是企业在完成了资本积累后尽社会责任，是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

    这里要厘清一个误区。“两非”组织的产权不是量化到注资者，而是归组织所有，带有公有属性。以前，一直以为哈佛、斯坦福之类是私立大学，就是私有制，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它们带有公有属性，这也是它们长盛不衰的制度原因。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两非”组织将极大地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公司制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导向两级分化。“两非”组织可以起到调和和防止两极分化。改革就是要把社会组织变成既讲效率、又防止过分私有化的组织。

    张：如何促进“两非”组织的发展？

    沈：首先是允许自由登记、建立竞争机制。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两非”组织按照社团法人前往民政部门登记，像企业前往工商部门登记那样自由方便。其次，国家对“两非”组织给与土地、税收、资助等方面的优惠，比如美国有1862年支持大学发展的《院校土地赠与法》。其次，要给与舆论上的支持和引导。这些都是“两非”组织要大发展面临的难点。

    张：怎样进一步对外开放来促进“三大高地”建设？

    沈：宝钢、上海汽车之所以现在还有优势，就是因为当年搞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上海汽车引进了美国通用，后来又救了美国通用，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因此在教科文卫领域中，我们也要通过开放来寻求后发优势。主要是在科学、工程、技术方面开展机构与机构之间、机构与个人间的合作。

    引进要对标国际一流。比如说，在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引进100位诺贝尔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就能带动整个上海的转型升级、甚至带动国家的转型升级，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现在，我们愿意出大价钱请来体育明星、影视明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花大价钱请来科技明星、医疗明星、教育明星。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只是来走秀挣外快，请来科技明星、医疗明星、教育明星等高级智力资源，却可以与日渐丰厚的本土人才资源相结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打造国际人才智慧高地，打破国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这样就能托举起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国际地位。

   还有，引进要打破一些固有政策的束缚。比如说，医院不允许外商独资，只能允许合资，而且要求外商占股份较少，就束缚了外资医院进入的积极性。这些政策要放开。

    张：上海引进国际智力资源主要采用怎样的方式？

    沈：引进的方式主要是“大师加大楼”。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使有些发达国家削减科研经费，充分利用外汇储备，舍得花钱买智力，引进大师。这是软件方面的投入，要有“三顾茅庐”的精神，真诚地去请、去挖，不达目的不罢休。引进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整建制机构引进，这要改革开放，建立“教育特区”和“医疗特区”，吸引国际一流机构来华创办独资或与我方合资的大学、医院。一种是精英人才引进，即筑巢引凤，我独自建立世界一流标准的大学、医院，团队引进诺贝尔将得主级别的大师。同时，硬件方面的投入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盖一流的 “大楼”即实验室、科研仪器、中试基地等，还包括产业基础、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技金融等。总之就是超前的21世纪20-30年代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加诺贝尔级别的世界一流人才队伍。

    张：建设“三大高地”是以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

　　沈：计划和市场要协调，总体上是市场机制，但是，大的框架结构要计划调节。“三大高地”建设要做好空间、产业、基础设施和标志性项目的规划。做好规划后政府不能包办，要让独立的微观主体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建设与运营，主要是“两非”组织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成本、效益和竞争的作用，提高效率。

　　比如，“国际文化娱乐高地”可选址徐汇外滩。对标悉尼歌剧院、纽约百老汇、维也纳金色大厅，建设世界一流的歌剧院、影剧院等文化地标，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高地，成为高雅的交响乐、芭蕾舞、京剧、昆剧演出场所，和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遥相呼应，充分利用滨江游艇码头和通用航空机场，使徐汇外滩成为文化演出和国际传媒集聚区。通过发展文化和传媒业的魅力，增强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建设以吸引国内外一流企业总部为主的高档商务区，与浦东前滩、后滩的吸引国际组织为主的高级政务区遥相呼应。

比如，大学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研发型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学术贡献高，但是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力不是太强；美国的斯坦福是研发型大学，不仅搞研究，还搞开发，十分注重将研究成果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硅谷就是斯坦福校园经济的外溢，与社会资本结合。大学的研发能力是母机、是核心，校园经济是形态、是空间载体，走园区化发展之路。

目前，上海高校的研发能力还不强，溢出效益有待提高。因此，建设“国际科技教育高地”，要对标斯坦福、MIT等国际知名大学，打造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一流的研发型大学城。建一流大学和实验室，关键在于汇聚一流人才。

　　上海“国际科技教育高地”可以选址淀山湖地区。对标“硅谷”，规划建设环淀山湖大学科教区，建设一流的大学科技园区，建设一流的研发新城，建设一流的实验室。一是依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院是前苏联模式，美国没有国家科学院，而是把国家级的科研任务分配到大学中。上海可以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把国家科学院大学化，从而提高上海高校的层级。二是引进斯坦福、MIT等国际知名大学，引进大师，集聚一批创新型企业，打造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一流的研发体系。

比如，“国际医疗健康高地”可以包括浦东和浦西两个“国际医疗城”。可以借鉴波士顿长木医疗区（约0.86平方公里），每年超过100万的病人到该区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创造营业收入超过50亿美元。

再比如，从发展全民体育的角度，可以在适当的时机申办奥运会。奥运会影响力广泛，而且会期较短，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时段较为集中。申办奥运会，可以使市民更加注重身心锻炼和提高城市生活的标准和品质。

　　“文化传媒园”、“科教研发园”、“医疗运动园”、“奥运园”都要走园区化发展之路，发展到一定规模既可形成各具特色的卫星城。因此，要积极争取国家给与社会事业领域“特区”政策，包括准入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

     张：文化、教育、医疗都是花钱的事业，能成为经济的增长点吗？

　　沈：正如你所讲的，文化、科教、医疗高地建设中，有很多项目投资是很花钱的，如戏剧谷，动漫谷，影视城，迪斯尼，国际大学城，国际医疗城…，可能动则成百上千亿人民币，甚至上万亿人民币。尽管花钱，却能带来很多经济效益：一是在项目建设阶段，巨大的投资可以拉动内需，是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现在上海在传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三大高地的这些投资是上海迫切需要的。二是项目建成运营后，产出带动经济增长。“斯坦福—硅谷”不仅赚钱，从独立的经济体来讲，是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引领整个高端科技和经济的走向；中国很多家庭不惜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也要将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钱都被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家赚去了。这些都表明，文化、教育、医疗领域都有很多高盈利、高附加值的产业，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个新兴增长极。

　　张：投资带动增长，是否又会回到消费不足、投资过旺的老路上？

    沈：这里有一个误区。收入分解为消费和储蓄，消费带动的是简单再生产，储蓄转变为投资后，带动的可能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超出原有收入水平，带动新的消费和投资。如果只是消费，没有投资，会导致总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危机。如果扩大投资，才能带动更大的产出，那是不断致富的道路。古罗马、大英帝国为何会衰退，美国为何会陷入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地消费，消费甚至超过了收入，这是一条致贫之路。不能把病态当做常态，甚至将其偶像化。

　　当前，在社会领域中的投资是不足，而不是过热。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会转向文化等精神需求。要改变经济产业发展而社会事业落后的“短腿”现状，应根据“三大高地”建设的规律，着力调整投资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鼓励金融资本、财政资金把投资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转向“三大高地”建设，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需求。通过投资，引导需求，刺激消费。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收益，提高消费能力，消化供给，推动新的投资。

　　张：“三大高地”的建设资金如何筹措、出资人动力如何？

　　沈：“三大高地”的产出具有正的外部性、公益性。因此，因此主要应靠政府公共投入，以前是“欠账”，现在应该加大作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社会民间资金投入，要给予非经济利益的回报加以诱导，比如名誉、地位、美誉度、历史记忆等等回报。经济利益的诱导可以是减免税收给。除这些传统办法外，还要金融创新，创建新的金融机构，建立新型投资银行和社会发展银行。比如“硅谷银行”就是支持科技研发和实体经济，可以借鉴成立“中国创投银行”。现有金融体制主要是对商业组织的支持，没有专门对事业单位等社会事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因此，要建立与事业单位特点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如建立“中国社会发展银行”，即主要投资社会事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专门支持科教、文化、医疗等，在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中给予倾斜，共同支持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