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大基本关系

——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及社会组织的融合性改革

    共和国六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改造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经济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后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革阶段，改革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两个“三十年”，不能以机械思维方式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而要以辩证思维方式，系统、全面地认清其内在逻辑关系,从更高角度、更广视野总结历史经验，以扬弃的态度，科学分析两个“三十年”经济体制的利弊得失，为未来新的“三十年”的改革确立正确的方向和基调。

　　第一个“三十年”，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化、全面计划经济与全能政府为主要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主要之“得”是铲除了剥削，实现了社会公平和均等，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经济，尤其是工业的高速增长;一扫积贫积辱的百年屈辱,将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改造发展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主要之“失”是政治泛化，政治运动（如大跃进和文革）冲击经济及其他社会事业；平均主义盛行，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比例失调，消费品短缺，“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

第二个“三十年”，公有制的比例逐步降低，计划经济从指令性、指导性计划，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和搞活，企业从政府计划下的“车间”变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主要之“得”是政企分开，以经济为中心，建立起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打破大锅饭，效率大为提高，商品极大丰富，外向型经济大规模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整体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现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要之“失”是经济泛化，“一切向钱看”，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产能过剩严重，恶性竞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盛行，以致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冲击人类生存底线，人们的“德智体美”等精神方面的需求未受到应有重视，社会矛盾和稳定问题极为严重。

　　未来的“三十年”，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漫长历史长河中难得的机战略遇期。中华民族近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距离世界巅峰如此之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复杂而深刻的改革挑战。我国虽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经济量仍处在下游地位。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延续前面的发展势头，我们就有可能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经济量进入世界中游，进而在20-30年间使人均经济量也进入上游，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此重大历史关头，我们改革的总基调应在前面两个“三十年”改革的基础上，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统筹改革路线，实施融合性改革；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但不是一成不变；继续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不是全盘否定。要根据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资源环境约束程度，科学地改革和完善制度，使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使人与社会之间的分配关系符合公平正义的发展要求，使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符合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要求。

　　新“三十年”改革涉及面很广、内容很多，但核心纲要则是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这三大基本关系，这个基本命题解决了，纲举目张，其他的具体改革问题也就可迎刃而解。

　　改革力度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其力度大小可分为改良、改革和改造。改造是对制度的主干进行根本性或革命性的改革，如新中国对旧中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良则是枝节性的变革和完善。改革是介于二者之间对主干进行的重大而非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的改革，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时俱进地调整改革力度，需改革则改革，应改良则改良，该改造则改造。

一、公有与私有

所有制是关于产权如何配置的基本制度，大类分为公有与私有两种。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一般都主张公有，但也并非绝对排斥私有。三位社会主义创始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主张实行公有制，但圣西门和傅立叶同时还认为私有制也应该保留。马克思则认为，应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时期，私有经济不断减少，公有经济不断增加，最后公有制占经济体量的绝大部分，达到95%以上。后“三十年”期间，公有制的比例逐步下降，私有制的比例不断提高，当前我国公、私所有制的比例大约是四六开。其实，公有制与私有制各有其利弊，诚如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倡导者蒲鲁东所言，公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私有制是弱者剥削强者。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公有制有利于公平，但缺乏效率，会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私有制有效率，但有失公平，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应走一条公私共存的融合性发展道路，或者说是混合经济的道路。在融合性发展的混合经济中，公有和私有的比例应该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大致而言，这个区间在五五开、四六开乃至三七开可以说都是适当的。由此观之，目前我国公、私经济的比例正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在未来3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既不应该大规模地化私为公，回到公有经济占绝大部分的状态；也不宜继续扩大私有比例，回到解放前的私有制经济体制中。因此，所有制的改革力度应以改良为主，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完善其实现形式，扬长抑弊，走和平共处、竞争合作的融合性改革新路。

 私有制的改良方向是“节制资本”和“事后调节”，把私有经济的运行配置在适当的领域，将其收益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节制资本”是中华民国创立者孙中山提出的主张，是指限制私人资本于一定范围以内，主要指银行、铁路、航运等国民生计之行业不让私人资本进入，以免私有资本势力操纵国民生计。

为什么要节制资本？主要是资本的逐利性、贪婪和高效率会使私人资本强者愈强，以致形成垄断，结果就可能会危及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乃至社会稳定和政权权威。历史上我国多次出现的皇权对豪强的打击，当代总统普京对富豪的打压和美国政府对电信领域巨头贝尔及其承续体AT&T的多次分拆，盖源于此。

当前，社会上对打破电信、金融、电力等领域垄断，引入民营资本呼声甚高，对此要慎之又慎。当然，垄断应该引入竞争，但不必是纯私人资本进入，完全可以引入其他公有经济或混合股份经济的竞争。

“事后调节”是指在初次分配后对经济成果进行二次分配，以调节财富分配的差异。这一政策源于恩格斯创立、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的主张。后来北欧率先、西欧北美等相继采用这一政策，对富人实行高额税收政策，征收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福利国家。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普遍实行第二国际主张的社会主义政策，进行“事后调节”的二次分配，从而使曾经激烈的阶级对抗趋于平缓。

借鉴第二国际的主张和部分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对私有制的改良主要是税收采用手段，加大财富调节力度，缩小两极分化。一是征收财产税，主要是指房产税。在扣除一定的免税面积（如450平方米）后，对其超标的房产价值开征0.5-1%的财产税。二是征收赠予税。按照赠予品价值征收10-30%的赠予税。三是征收遗产税。对一定免税额（如1亿元）以上的遗产价值征收30-50%遗产税。由于目前采取“事后调节”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惯例，因此，只要税率低于国际相关水平，就不必担心会导致资金外流。

目前，公有制的主要问题是公与私的混淆和官与民的错位。我国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却是官有，即政府所有,各级国资委全都在政府序列；理论上是公有实际上却是私有，即“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私有；公有资产收益从不向全体人民分红，全部留在政府和国企手中官有、私有及私用。

因此，公有制改良的重点是要“名正言顺”或“名至实归”。将国资委从政府序列转轨到人大系统，国家国资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国资委归地方人大。国企利润扣除发展基金等留存后应上交国资委和全国人大，再由全国人大向全国人民派发现金红利。各省市、市县乃至乡镇的公有资产亦照此办理，各级人大每年向其全体人民现金分配公有资产收益。当前，上海、江苏等地已有不少村镇的公有资产管理就是采用这种做法，每年向其成员分配公有资产经营收益。

为提高公有经济运营效率，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交由专业管理人员或团队运作，使其像其他现代企业一样，在大致相同的市场化的激励、约束和竞争机制中管理和运营。

由此政府也可以解放出来，公平地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更好地履行市场管理者、监管者的职责。

我国的公有制经济除公有资产外，还有土地。这里说的土地是广义的土地，包括有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对使用土地收取租金，对开采矿产资源收取权利金。像国企收益一样，土地租金和矿产“权利金”也上缴各级人大，国家、省市、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人大向各自范围内的全体人民派发现金收益。

国企收益和土地、矿产等收益不是通过税收的方式由政府征收，而是通过利润、租金及权利金的形式上交人大，平均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从而体现全体公民对公有制产权的平等权益。国企收益和土地、矿产收益平均分配，体现了中国人民天然的经济产权和人权，此举将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这表明，中国将由此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生产资料产权统一归全体人民所有，但其公有产权所产生的收益则分别平均归每个个人所有，从而也就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如此，则中国人民天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即使他不劳动亦可享受公有经济的经营成果，当然这大致只可使其达到温饱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其参加劳动就业，就还可获得劳动收益，这应该使其生活可达到小康水平。如其收入有所积累并用于投资，则可获得资本收益，这可使其生活达到富足水平。若达到这种境地和格局，中国社会即可消除两极分化，让人民享受一种共同而又有差别的富裕生活---既共同享有公有经济均等收益，又分别享有个人创造的私有经济的差别收益。

　　 　　　　　 　二、计划与市场

市场经济是由供给、需求和价格三种力量相互作用而自发运行的经济机制，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自动调节社会的生产、消费和交换。其特点是微观主体各自分散地决策，通过持续试错法，自发地趋向于均衡状态。其优势是具有内在的动力、竞争和效率机制，弊端是会经常性产生供过于求的浪费，经济结构时常发生比例失调，甚至爆发经济危机。计划经济是由宏观中心对社会需要和生产用计划手段进行安排和调节的一种运行机制。其特点是集中决策机制，力图从全局、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和角度来安排生产与需要的匹配，通过数量调节使其趋向于均衡状态。优势是在宏观格局和结构比例上较为理想，弊端是微观层面动力和活力不足，常常出现短缺经济。

市场经济调节的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计划经济调节的是生产与需要的关系，需要与需求的不同是两种经济的本质区别。需要是人的一种欲望，它是无限的，需求也是一种需要，但那是有货币支付能力支持的需要，是有限的。由此可见，计划调节的是全社会所有人的经济，而市场仅是调节社会中有钱人的经济，无钱者与其无缘。这可称之为市场缺陷，相较于其他诸种市场失灵，这是市场经济天生的本质性基因缺陷。计划经济也有其天生缺陷，以其有限的生产相对于无限的需要，结果必然是短缺经济。如何有理、有节、有序地把需要转化为需求，将社会欲望在市场中变成现实，当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也会产生失误乃至“瞎指挥”等问题，如何提高宏观计划的科学性，使其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则是另一大难点问题。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微观的个体活力及其效率,长于局部的当期平衡而短于长远的综合平衡；计划经济的优势在于宏观上长远的综合平衡,而短处则是动力和活力不足。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后三十年”逐步推行市场经济，现在90%以上的经济已经是市场化运行。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应清醒而认识到，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各有其独特功能和有效边界，二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相对独立,可互为补充融合发展。改革的取向应是发挥计划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在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上实行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战略性调控上采用计划机制；计划应建立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市场则应在计划调节的框架内自由运行。简言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导向，微观上搞活，宏观上管好。同时，也要对市场机制进行改良，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形成计划与市场融合发展的新机制。

首先，改良市场机制。计划和市场的界线主要以价格为标志，有价格信号者由市场机制调节，无价格信号者由计划调节。有价格但其信号不清或混乱的，要由计划来矫正。市场经济以价格信号和利润为导向，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比例失调，如我国东中西发展不平衡，东部过度开发，中西部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微利或者无利的民生产业供应不足甚至无人问津，如医疗、教育、高尚文化等领域的短缺。还有些涉及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问题，如绿化、环境、生态及交通拥堵、污染等等。这些都需要加强计划调节，修补市场缺陷，治理市场失灵，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共同调节“需要”与“需求”的均衡。比如运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计划机制，统筹全社会所有人的生存“需要”，用保障性住房来满足低收入者的生存“需要”，用商品房来满足中、高收入者的经济“需求”等。

    其次，改革计划体制。借鉴市场机制，将计划的制定、决策、执行和监督四个环节分开，使其相互独立，互为需求，相互制衡。计划的筹划和制定从现在政府系列的发改委转移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或两院合并为一家，由其组织院内外专家策划设计出A、B两套计划方案，同时再向社会征集一套民间智库方案，此可提高计划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三套计划方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由人大进行比选和决策，经表决通过后，修订、整合成一套正式方案，此可谓市场化竞争和民主决策。人大通过的正式计划交由政府组织实施，政府只是计划的执行者，不再是制定者，但有责任向制定者提出参考性意见。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由社会公众、专家及专业机构对计划的运行状况进行评估，按一定的监督程序向人大和政府反馈，按一定的纠错机制对计划的失误、失灵及时矫正。

   最后，在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二者的一体化运行，形成新的融合发展机制，让其相互协调运作，共同使经济进入到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健康稳定的运行态势。其融合机理、调节方式及手段等要点如下。

一是融合机理。计划是自觉行为，市场是自发行为，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引导，即价格信号和利润导向驱使。计划是用有形之手描绘理想蓝图，只要计划为市场预留利润空间，市场机制就会引导企业向计划目标行动。可见，计划要考虑到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反应，此即计划需建立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基础上，亦为计划与市场融合的内在机理。计划主要是宏观的框架结构，如东中西空间结构、重要产业结构、重大基础设施、战略性项目布局等，这些骨架必须要有肌肉与之结合，而这正是由无数个微观的市场主体所构成，此为计划和市场的内在互补性。计划也是一种布局和规范，在宏观上确定经济的活动空间，微观上则完全放开，让市场主体在其间完全独立运行，充分迸发活力；让其自由决策，自由竞争，自主决定其投资、生产、分配和交换。当然，这种经济活动空间应足够宽大，但其界限也应清晰、透明。总之，通过计划和市场两只手的“威逼利诱”，经济主体会在既定的广阔空间内自由运作，自发地向计划目标逼近。  

    二是区间调控。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在不同的时间或阶段，确定与之相应的运行区间。在绿色区间，不使用计划调节手段，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当经济运行进入黄色区间，启动计划调节程序，主要用指导性计划引导经济走向绿色区间。若经济进入红色区间，则应加大计划调节力度，使用指令性计划乃至其他行政、法律等手段，使经济运行回复到正常状态。另外，调控区间及其上下限的确定应是动态的，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比如在GDP增长上，前些年是八到九较好，当前则在七到八较为合适，七以下会偏冷，九以上会过热。在通货膨胀率上，当前以2%较为适宜，1%以下不利增长，3-4%是在可控范围，5-6%则比较严重。

三是调控手段---政策性基金。政策性基金就是为了达到计划目标而使用的市场化的货币工具。通过政策性基金的注入，改变市场运行态势，纠正市场失灵。这种基金的运行应交由独立的专业化经济主体操作，而不是由政府自身直接操作。其中“平准基金”是在市场失灵、价格异动的时候，用其直接调控价格，制止大起大落、暴涨暴跌。比如，食品“平准基金”，就是在粮食、猪肉等价格下跌出合理区间时，由其进行收购、收储；当价格上涨超出合理区间时放出储备平抑物价。股市“平准基金”，就是在股价下跌到一定时点（如指数2200点）使股市丧失融资功能时，入市购买提升股价；在股价上涨到极端过热（如指数6000点）时，抛出股票平抑股价。在2200-6000点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让股市自由、健康地波动。其“战略基金”主要是对一些战略性产业进行支持。比如，集成电路产业是制造业的“大脑”，但往往要忍受一段时期的亏损，这就需要实施战略性支持，待其成熟后，“战略基金”再逐步退出。“引导基金”主要是引导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和薄弱产业，以协调区域发展及产业均衡。

四是信息调控。信息不对称、滞后和错误，是造成经济失衡乃至危机的直接原因，也是市场失灵和计划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每个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不知“左邻右舍”的经营情况，无法把握全行业的有效供给与需求，在单个产量叠加后，就会出现“合成谬误”，造成行业性产能过剩。通过市场机制，在不断试错中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供求均衡，但浪费过大时间过长。如果建立完整的信息结构和系统，既有横向信息，即市场横向传播和接收，又有纵向信息，以计划机制纵向收集和发布信息，就能相当大程度上消除过剩。即便有一部分过剩，也不会造成全行业的恶性竞争与品质恶化，反倒还会有利于优胜劣汰和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提供了解决信息不完全的可能性。如规定所有企业如实报告其既有产能和计划产量，宏观上就可以较准确统计该产业的动态产量，并进行公开发布。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决策主体即可据此做出理性决策，采取相应行动，使经济正常运行。

              三、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

　　政府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政治组织，是管理组织，不是产出组织；政府管理的出发点是强调公平，不是强调效益。因此，政府的特点是注重公平而弱于效率。

企业是以金钱为纽带、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组织。企业注重效益，但会忽略公平，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追求利益。因此，企业是注重效益而弱于公平。

“前三十年”，我国政府是全能政府，政府主导一切，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事业单位也是政府的附庸。“后三十年”，经济泛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蔚然成风，政府和社会事业单位也开始具有赢利的冲动和企业化的行为。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这在经济社会中是适宜的，但在社会领域，在文化、精神、宗教、教育、科学、医疗及公共产品领域中却是不当的。相对而言，这些领域本质上都是高雅纯净的事业，经济上是无利或微利的，因而也是不适于企业化运作的；否则就会削弱、干扰甚至误导、污染这些净土，导致精神滑坡、道德堕落，甚至文明衰败。近些年来，高尚文化短缺，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以及科学界造假、宗教界牟利等在相当大程度上皆源于此。如果这类社会事业既不能靠政府又不能靠企业办，那么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发展呢？答曰：社会组织，或曰“两非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两非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是家庭，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制为特征，以上级（辈）为主导的组织。家庭既是消费组织，也是生产组织。作为适合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组织，家庭成为农业社会的主导性组织，家庭的组织方式和运行规则也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制度，其影响泛化到奴隶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政治上，国就是放大的家，唐朝是李家、宋朝是赵家，社会上表现为封建等级制，军事上体现为子弟兵制度，文化上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没有自由和平等。15-16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商业革命，出现了公司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其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又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制度的发展和流行。公司是一种以金钱为纽带、以自由平等为特征、以资本为主导的组织。公司不再是生活组织而仅是生产组织，作为适合于工商业生产方式运行的新型生产组织，公司成了工商业社会的主导性组织，公司的组织方式和运行规则也成了新的社会主流制度，其影响也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政治上废除封建等级制实行民主共和制，议会机制借鉴股东会运行规则，文化上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取代封建等级意识，军事上亦由金钱雇佣军代替家丁式子弟兵。

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和服务的生产，转而关注精神和“人”的生产，即“德智体美”领域。如果说“衣食住行”主要是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德智体美”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属于人的本质发展属性。人的智力要提高、体质要健康、生活环境要美化、思想观念要进步，这些人的本质发展要求将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益强烈。

生产率的提高也为人们从事精神领域的生产提供了相应的资金和经济保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非政府、非盈利的“两非组织”通过业内精英发起，群众响应和支持，加之企业、政府赞助支持而逐渐发展起来。“两非组织”是一种以志趣为纽带、以自由但不平等为特征，以精英权威为导向的组织。其构成既不是以血缘也不是以金钱而是以志趣为纽带，其主导也不是取决于资本或等级辈分，而是其业内或群内的影响力，即领袖或精英、权威、明星的魅力。“两非组织”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新的社会主流组织，其运行规则无疑也就会影响到其它领域；如对企业目的和准则的标准表述在二三十年前还都是“股东利润最大化”，但现在均已悄然改为股东盈利的同时还要兼顾员工、客户及社会相关方利益。可见，“两非组织”的影响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扩展。

“两非组织”主要产生在科研、教育、文化、娱乐、医院、体育、宗教等领域，即主要在社会事业领域。“两非组织”的非政府指其不是政府的分支或附庸，而是独立运行的法人实体；其非盈利不是说不能盈利，而是指其盈利只能用于机构发展而不得向出资者分红。“两非组织”是以其志趣为纽带，因而其进出自由；但其相互关系并非平等，权威、偶像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因而其决策也非民主制。所谓学校的专家治校，医院及科研院所、文艺院团的专家治院等，即是这种法人治理特色的体现。因此，用“两非组织”作为发展社会事业的主体应当是适当的。它不是政府机构，将会更有活力和动力，从而也会使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有效率。它不是公司性盈利机构，也就不会唯利是图，将会更有利于纯洁和升华社会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两非组织”是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态，在社会领域改革中构造“两非组织”这样的微观运作主体，改造或替代传统的官办体制和牟利的企业化组织，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性的改革。大力发展“两非组织”，让社会组织遍地开花，不仅会繁荣我国的科教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也还会从根基上培育社会主义的基因，壮大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

　　 大力发展“两非组织”,首先在制度设计上要体现人性向美向善、崇尚高雅志趣的更高层次发展要求，体现社会组织超脱功利、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层次发展要求，体现社会更加均衡、更具活力、更注重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其次，是允许自由进入，形成竞争机制。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让“两非组织”按照社团法人在民政社团部门自由登记。再次，国家对“两非组织”给予土地、税收、资助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企业和个人对于“两非组织”的赞助也给予免税等鼓励。此外，还要给予舆论上的支持和引导，鼓励社会权威、精英和偶像来主导“两非组织”的发展，鼓励民众以就业者或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两非组织”的发展。

如何总结过去两个“三十年”，筹划下一个“三十年”，社会上已有很多讨论和意见，其中不少人要求或冀望于政治改革。其实不然，在经济改革之后，现应主攻社会组织改革，待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奠定后才能真正启动政改，否则就会陷入动荡乃至动乱之中。

综上所述，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可概述为：依照三大基本关系融合性改革的总基调，在所有制领域以改良为主，形成公有和私有融合发展的新体制；在计划与市场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二者融合运行的新机制；社会事业领域则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当以改造为主，加大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以“两非组织”为特色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企业、“两非组织”和家庭各司其职、融合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新格局。